[4]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不可否认，该研究范式曾经为中国宪法学的恢复、重建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四、中国宪法学自主话语体系的演变与传播话语体系是指以本国语言文字对由诸多概念、理论、信念和经验所组成的思想体系的系统表达，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对他们所言说的世界的理解和未来想象。
2.宪法学概念的体系化晚清时期，伴随着宪法概念的传入与嬗变，一系列相关的宪法学概念也经由日本，相继被介绍到中国。例如，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就将国家学划分为普通政治学、国内政治学与国外政治学三部分。诚如学者所言：缺乏历史性的规范主义，将是一堆虚拟的逻辑与概念。例如，在《尚书》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一句中，宪就代表了王权体制中最高者所确立的规则，具有权威性、至上性的特征。最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终结了1954年宪法及其所凝聚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在1975年的宪法全面修改中被扩大化的阶级斗争话语所取代。
基于此，规范维度的宪法解释被视为中国宪法学方法体系的核心，从而在宪法秩序中为概念体系与原理体系确立根本的规范遵循。它与宪法概念相辅相成，两者从不同范围与程度上反映宪法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宪法概念表现一种静态的价值体系，立宪主义概念则反映指导社会生活的动态价值体系。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而按行为人标准认定，由于甲系驾龄丰富的出租车司机，且在该路段并非第一次驾驶，就有可能无法被免责。一般人是全社会所有人，还是在横向上根据不同生活和专业领域确定多个一般人标准，抑或是在纵向上根据同一生活和专业领域中水平高低不同的人群，再确定多个一般人标准等等已经困扰刑法学界多年。[24]《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罚款之量罚时应考虑被追责任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以及可能的注意义务。
[15]前注[11]，张晓莹文，第9页。如黄海华认为：无论是刑事、民事还是行政领域，在主观过错方面都不是整齐划一的，需要根据不同情形来确定过错责任、推定过错、无过错责任等。
第三个阶段是检查行政相对人的有责性，如核实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等。（二）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考虑到现阶段我国行政执法特殊情况，即使允许一定限度的无过错责任，也应努力将另有规定解释为目前已有的法律，而不包括后期另外重新制定的新法。[42]而行政处罚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理论界并没有深入讨论过。
从前后对比来看，主观过错已不再是量罚要素，而被作为定罚要素对待，关系到罚还是不罚。特别要考虑责任之大小。故意还是过失，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38]赞同者参见周友军：《我国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与实现》，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97-110页。
尽管新《行政处罚法》第32条是量罚规定，但第30条和第31条却是定罚规定，并且第33条第3款中补充教育的管制措施，应同样能够涵摄第30条和第31条中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3]曹晓凡：《主观过错是环境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吗？》，载《中国环境报》2021年4月12日，第8版。
有研究者指出，司法机关在量刑中，在对罪过进行考察时，几乎完全忽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的主观恶性差别……没有一例判决将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作为考量的因素[40]。这与比较法上的认识类似。
摘要: 《行政处罚法》中的主观过错条款,应被解释为一种定罚规定，直接决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是否成立。二者区别在于，前者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后者是相对人的行为。从整体上来看，不予处罚是一种定罚活动。参与立法的人士在一些评论中隐约地指出，另有规定是一种平衡之术，主要是用以平衡主观过错和行政效率之间的价值冲突。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体系解释上看，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整体上是要处理量罚层面的不予处罚问题：其一，第32条规定的是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2]是一个量罚规定，第33条紧邻其后，自当前后一致。[23]因此，我们肯定不能说，第33条第2款中的不予行政处罚，一定是量罚规定。
（三）由于他人胁迫或诱骗的。类似的情况，在刑法上同样存在。
[2]新《行政处罚法》第32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44]［日］圆谷俊：《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赵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但是，目前主流认识是持定罪立场，理由便是从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解释上切入的。[12]《〈行政处罚法〉2019年10月与2020年7月修订草案对照》，载微信公众号东南法学编辑部，2020年7月10日上传。
（3）由于一般人标准是客观标准，不因违法行为人个别情况而发生改变，因此更加有利于控制行政裁量权，防止权力滥用。因此，更为准确地说，新《行政处罚法》第30—33条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德国法学家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教授所言，普通人的注意义务，是一种一个漫不经心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也会施加的注意力[58]，是层级较低的注意义务，是最低限度的注意[59]。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0条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对过失行为处罚外，因违反秩序被处罚的行为仅以故意为限。
（二）另有规定的目的性限缩解释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主观过错，实际上只是行政处罚实践中的冰山一角。但是，不允许单设，则有放纵违法之嫌。
因此，补充教育并不以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已经成立为前提。[53]在行政处罚中，对重大过失的判断可以采用与故意类似的判断规则。
理由如下：（1）在对旧法的解读过程中，尽管确实有人持过错推定原则的认识，但绝大多数并不认同。盈余的注意义务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无法肩负，但对于能力过高者而言，只是其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务，行为人标准只是要求他为能为之事。
究竟什么是一般人，并没有一个十分确定的答案。基于法的安定性与平等性等方面的考量，应借鉴刑法学上的行为人标准对行政处罚上的过失加以认定。总之，重大过失与故意类似，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过失系列，应当从过失这顶并不合适的帽子下解脱出来[52]。同时，主观过错评价还应被延伸至量罚阶段作二次考量，但其不宜作为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
过错推定原则尽管在举证责任上有失偏颇，但仍然需要考量主观过错。相比一般人标准而言，更加容易获得违法行为人的认可，从这一点上来说，行为人标准实际上也更加有利于实现法的安定性。
[32]参见［德］U.马格努斯主编：《侵权法的统一：损害与损害赔偿》，谢鸿飞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典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
故意与过失的区分评价并不单单只发生在定罚阶段，还可以被二次评价至量罚之中，但它不宜作为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